1960年7月，在安江农校早稻品种试验田里，青年教师袁隆平发现了一株穗大粒多、“鹤立鸡群”的水稻，他把这株稻穗的160多粒稻粒留作种子，开启了高产水稻的研究之路。1964年，袁隆平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1970年，他和助手在海南一处隐秘的野生稻丛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的天然野生稻，并将它命名为“野败”，它的种子帮助袁隆平成功培育出了世界上首株三系杂交水稻，历史性的将水稻亩产从300公斤提高到了500公斤以上。人们说，袁隆平用一颗种子改变了世界。如果没有他坚持不懈对水稻种子的寻找和培育，就不会有如今“禾下乘凉梦”的实现，我们的粮食安全主动权也将无法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作为农业产业链的起点和基础，种子对农业和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被誉为“农业芯片”。但现如今，我国的这张“芯片”却面临着被“卡脖子”的风险。先进的制种技术长期掌握在拜耳、科迪华等国际种业巨头手中， 除了水稻等少数几个品种外，我国蔬菜、饲料、花卉等作物种子长期依赖进口，2021年种业贸易逆差达到3.5亿美元。反观国内制种企业，虽然近年来发展速度有所加快，但整体仍然处于“小、散、弱”的状态，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市场集中度低，很难承担起实现种业自主振兴的责任。种子生产的研发投入大、投资周期长，市场和自然风险都很高。作为专业的风险管理者，保险业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功能，在保障种业风险、实现种子安全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制种保险是一个专门为制种产业提供风险保障的险种。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就已经有制种保险出现。发展至今，在美国、加拿大和南非等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模式。我国最早出现的制种保险是杂交水稻制种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后续又陆续推出了玉米制种保险和小麦制种保险。2018年，水稻、玉米、小麦三大主粮作物制种保险被正式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对保障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从起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我国制种保险主要有两个拓展方向。一是由主粮作物向经济作物、从种植业向养殖业拓展。如今，我国制种保险已经涵盖蔬菜、水果、林木、水产等多个农副产品种类。二是由单纯保自然风险向全产业链保障拓展，将保障责任由种子繁育期间的自然灾害，拓展到种子的前期研发、后期运输、市场价格、售后责任等多个环节。比如中国人保在北京针对杂交小麦制种风险，提出定制化一揽子保险方案，覆盖制种育种、专利产权、良种质量、技术服务、良种推广等多个环节，成为种子全产业链保障的重要实践。

我国制种保险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保障品种仍然较少，对制种上下游产业链的保障程度比较低，创新能力也有待提升。我认为，后续制种保险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是扩大保障范围。在现有保障品种的基础上，配合国家财政补贴政策的不断完善，进一步探索更多经济作物、水产、畜禽制种保险，增加保险标的品种。其次是完善保障链条。现有制种保险对自然风险以外的其他环节风险保障程度较低。针对相关企业痛点，需加强对研发创新、推广销售等上下环节的重视，完善种子研发费用损失保险、知识产权保险、种企责任保险等保障产品，让真正从事育种研究、具有实质性创新实力的企业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保障。然后是创新保障形式。传统制种保险大多是成本保险，保障水平有限。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借助物联网、远程勘测等技术手段，发展气象指数保险、区域产量保险、收入保险等新的制种保险形式。最后是发挥引导功能。充分利用保险担保机制为种业融资进行增信，发展制种行业“保险+信贷”模式，解决金融机构对种业放贷的后顾之忧，引导更多资金流向种子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