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北京一下大雨，很多人就会想起2012年的“7？21”特大暴雨，二环广渠门桥下一片汪洋，全市受灾人口160万人，1万间房屋倒塌，116亿元经济损失。北京的这场暴雨，也引发了很多地方政府对城市公共安全的关注和重视，比如深圳在2013年发布了国内首个城市公共安全白皮书，分析了大型城市面临的洪涝地质灾害、火灾事故、交通事故、生产安全、建筑安全、重大传染病疫情等多方面的风险。保险业作为管理和补偿风险的行业，在城市公共安全方面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是行业和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在保险诞生与发展的早期阶段，风险管理与补偿的范围基本上仅限于个人与商业领域，并没有覆盖社会公共领域的各类风险。直到19世纪，才出现了建筑责任保险、锅炉爆炸保险等公共责任保险的雏形。进入20世纪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整个社会的风险程度不断加深，西方国家将保险机制引入到公共管理领域，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道路交通、公共安全、巨灾风险等方面的部分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比如1968年，美国联邦政府启动全国洪水保险计划（NFIP），运用保险手段解决公共风险问题，保险计划由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负责，通过与几百家私营保险公司密切合作，向房屋所有者、租赁人以及企业主提供洪水保险。 

由于西方国家往往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政府采用保险等市场化手段参与公共管理，可以显著提升“小政府”的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而在我国，长期以来都是“有问题找政府”，各级政府成为“无限政府”、“全能政府”，绝大部分公共管理和风险事件最终都由政府买单，像2008年的汶川地震、当前的新冠疫情以及其他重大灾害事故等等，给政府人力财力物力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城市功能急剧膨胀，城市规模越大，发生突发事件和灾害时的损失也就越大，城市公共风险管理的问题日趋严峻，以往出现问题单靠政府解决的模式难以持续。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更多地调动市场的力量，提升治理水平和效能。近年来，我国保险业也在辅助地方政府开展城市治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但新装电梯质量怎么样，对老房子会不会有影响，发生事故怎么办？这些都是小区居民非常关注的问题。在杭州，中国人保专门推出“加梯保”保险方案，既保障乘梯人员和加装建筑的风险损失，又为加装电梯提供“专属管家”，提供及时维修服务，去年杭州缤纷小区一个加装电梯出现问题，居民拨打电梯救援电话后，不到5分钟，售后人员就赶到现场抢修。中国人保类似这样的实践探索还有很多，像在宁波承办的老旧房屋综合险，衢州“安全生产+环境污染保障”的组合保险，苏州“诉讼+悬赏+救助”的法律保险，以及上海的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IDI）等等。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保险业在服务城市治理方面有着巨大潜能，能够将政府的角色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变为购买者和监督者，实现“监、管、办”的分离，在降低城市治理成本的同时提升质量和效率。

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加快推进，保险在服务城市治理方面将有更大的空间和机遇。我认为，保险企业应当把原来零散的探索和实践，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城市保”解决方案，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按需定制、灵活组合，有效承接公共服务和治理功能的“保险菜单”。首先，要贴近政府需求，详细梳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职责，找准政府“放管服”改革中与保险可以对接的具体工作事项，做到有的放矢；其次，要丰富产品组合，覆盖城市公共责任、食品安全、建筑安全、电梯安全、巨灾风险、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各类保障，为城市治理提供更为全面完善的风险管理服务；其三，要搭建一个平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通保险企业与政府管理体系，构建城市风险管理一体化信息管理平台，最终形成“承保城市风险+提供减损服务+科技平台赋能+理赔补偿损失”的闭环模式。我相信，这种“城市保”的全新模式，将推动保险业在服务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也为整个行业带来一个前景广阔的发展商机。